总磷已成长江首要污染物，治理应重点关注什么？

为何总磷是制约长江流域水质改善的首要污染物？

彭剑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根据生态环境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（第一期）项目研究结果，“十三五”时期，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趋好，但从其国控断面水质定类因子（根据现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，水质评价时，最差的水质项目决定水质类别，即定类因子）占比情况来看，以总磷作为水质定类因子的断面比例达51%左右，高于COD和氨氮等其他污染物。

彭剑峰告诉记者，“长江流域大多数断面均是因为总磷超标而导致断面超标，它是以氨氮、COD作为定类因子的断面的2倍—3倍左右。所以，总磷成为长江流域的首要管控污染物。”

2016年国控断面数据显示，长江流域总磷、COD和氨氮等超标比例分别为18.3%、10.3%和6.6%。而据生态环境部2022年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，目前，总磷为长江流域断面首要超标（超过Ⅲ类水）因子比例达57.3%。

彭剑峰告诉记者，根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（第一期）项目研究结果，“十三五”初期，长江流域总磷浓度分布总体上呈上、下游较高，中游略低的特征。

彭剑峰继续介绍，从总磷污染空间分布看（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），上游各断面总磷浓度在0.001—4.680mg/L之间，中游总磷浓度在0.003—1.680mg/L之间，下游总磷浓度在0.004—2.450mg/L之间；而从国控断面来看，长江流域总磷污染最为严重的30个断面中，上游占21个。

那么，长江流域总磷污染超标，是不是就意味着长江流域水质很差呢？

答案自然不是。

“长江流域水量较大，干流水质整体其实是比较好的。”彭剑峰解释，2020年底，长江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；2021年，水质基本稳定在Ⅱ类。与前些年相比，长江的整体水质的确改善很多。

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数据显示，2016年—2020年，长江流域总磷、氨氮和COD浓度均呈逐年下降趋势，与2016年相比，2020年长江流域总磷、氨氮和COD年均浓度分别下降了31.8%、53.3%和15.4%。

“一般来说，在自然环境中，COD与氨氮污染物较容易通过生物作用去除。但总磷仅靠生物作用去除的能力较低，因而在很多水体，尤其湖泊中高浓度的磷污染物很容易导致藻类滋生，如滇池和太湖等。”彭剑峰说。

记者不禁想问，长江流域总磷污染又来源于什么呢？

“总磷污染成因多样，每个地方都具有显著差异。就长江流域概况来说，总磷污染主要来自于面源污染、‘三磷’等工业企业排放、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与水土流失等。”彭剑峰介绍道，“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，长江流域‘三磷’等工业企业排放是加剧磷污染的重要原因；但就整个流域而言，面源污染也是总磷污染的重要来源，其总磷排放量大概占流域总排放量的60%左右。”

彭剑峰进一步介绍，“提到面源污染，大家往往立刻想到农业面源污染，然而，长江流域60%左右的磷排放来自面源，却并不意味着这些总磷污染均来自于农田，也有可能来自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非组织排放等。例如，降雨会将工业排放的含磷烟尘冲入河流等，但这部分磷污染贡献尚缺乏系统研究。”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农田面源磷污染物有多少会最终进入水体，又如何进入水体，其迁移路径、规律及水质响应尚不清晰。

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每年6—9月汛期是总磷污染物进入长江流域河湖的主要时期。在长江中下游的很多湖泊，下雨之后，雨水混杂着各种污染物流入长江，其总磷浓度反而更高。

彭剑峰告诉记者，长江上、中、下游总磷污染来源并不一样。

以乌江总磷超标为例，贵州省是我国磷化工基地，磷矿储量位居全国第三位，乌江沿岸磷石膏（磷矿渣）累积堆存量达到1.2亿吨。受喀斯特地貌及过去堆场建设标准限制，部分磷渣污水易渗入地下溶洞或通过地表水进入乌江，虽然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堆场系统化整治，但是往往很难短期见效。

此外，记者从生态环境部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，虽然污染源中农业源占比最高，但工业源入河系数较高、对水体影响更加直接；四川盆地、洞庭湖流域、鄱阳湖流域和长三角地区是总磷污染突出区域。

“总磷超标以后，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、水体产生异味甚至出现水华。”彭剑峰表示，总磷超标对湖泊而言比较严重，更易出现富营养化问题，也是最需要治理的地方。

那么，长江流域总磷污染应如何治理呢？

2018年12月，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》，提出要推进“三磷”综合整治。2019年4月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长江“三磷”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长江“三磷”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总体要求和安排。

生态环境部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，2018年生态环境部成立国家长江中心，以支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为目标，以水专项等科研项目成果和联合研究成果为基础，着力开展以磷为核心的流域水质目标管理、流域58个驻点城市“一市一策”和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智慧决策平台等研究，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，支撑了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。

国家长江中心相关人员告诉记者，提到长江流域总磷污染治理，贵阳洋水河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

作为58个驻点城市之一，国家长江中心贵阳驻点工作组针对洋水河流域有关磷矿、磷肥、磷石膏等“三磷”问题提出了综合整治方案，支撑了总磷问题的解决。

资料显示，贵阳市开阳县磷矿开采已有60多年历史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由于磷矿开采管理粗放、磷化工企业治污不力，曾经清澈透明的乌江支流洋水河总磷污染突出，变成不堪入目的“牛奶河”。

贵阳驻点工作组组长关潇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为降低洋水河总磷浓度，贵阳驻点工作组提出了“掌握需求—问题解析—分解任务—集成成果—落地应用”5步法，开展洋水河流域内7家磷矿企业、2家磷肥企业、4家黄磷企业及2个磷石膏库精准帮扶，2019年治理后的洋水河出境断面总磷浓度从2018年的平均0.35mg/L降低到0.2mg/L以下，水质稳定在III类水，解决了60多年以来总磷超标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

除洋水河外，在国家长江中心帮扶下，长江流域减磷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如浙江嘉兴南湖总磷浓度由0.16mg/L降至0.1mg/L以下；德阳驻点工作组技术支持构建德阳市磷石膏污染防治综合治理体系，推动德阳市2019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121.3%，“消除增量，削减存量”，有效降低了磷污染，助力沱江、涪江水质进一步改善。

昨日，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《行动方案》，要求深化长江“三磷”排查整治工作，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监管，推动磷矿、磷化工企业稳定达标排放，加强磷石膏综合利用。

彭剑峰告诉记者，“磷石膏减量与资源化是‘三磷’污染治理中的最大挑战。”。

2017年，中央环保督察将磷石膏堆场作为“长江部分支流水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问题”之一，明确提出了强化堆场规范化整治和力争实现磷石膏产消平衡的要求。

根据中国磷肥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我国磷石膏的年产生量达8000万吨，累计堆存量超过5亿吨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北、安徽5个省的磷石膏排放量约占我国磷石膏产生量的82.25%。

在彭剑峰看来，受运输成本及资源化价值较低等因素限制，短期内长江流域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的难度较大，建议加大对磷石膏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帮扶，严格磷石膏堆场的规范化整治，降低磷石膏污染影响。

此外，基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（第一期）项目研究结果，彭剑峰认为，应加强对长江流域磷污染物非组织排放的调查，针对长江总磷污染集中排放区做更精准的有关总磷“源头—迁移过程—汇入河湖”全过程的跟踪研究，不应只紧盯总磷排放量。

他建议，“因地制宜是关键，真正弄清楚流域及区域总磷污染源头，靶向治理，可以有效提高治理效率；而构建基于敏感水生生物或水体功能的长江流域磷污染差异化、个性化防控体系，有助于推动长江流域磷污染按单元精细化分区管控。”

同时，他还建议，优先开展长江敏感湖泊水生植被与湿地、栖息地保护修复先行先试，恢复水体对磷污染的自然净化能力。

《行动方案》要求，相关省份编制总磷污染控制方案，对磷矿、磷肥生产集中的湖北、贵州等省份，制定更加严格的总磷排放管控要求，重点加大三峡库区及其上游、长江干流湖南湖北段、沱江、岷江、乌江、太湖、丹江口水库等磷污染治理力度。

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布局因素，长江经济带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磷化工产能。因此，未来“三磷”整治仍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应加强重点流域磷污染物非组织排放防治，消除重大环境污染隐患，为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提供助力。